劳动争议诉讼中，一些当事人虚假陈述、伪造证据、恶意隐瞒事实……

　　【关注职场诚信④】法庭上玩忽悠，有人把自己玩“罪”了

　　离职后，邹云(化名)把原公司告了，索要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、工资等各项费用近27万元。计算依据来自她提交的一份《工资证明》，写明自己“月平均工资5万元”。公司方则称：“公司董事长月薪才4万元，我们怎么可能给她出具月薪5万元的收入证明呢？”

　　最后，法院根据《入职审批表》《员工信息情况登记表》和银行对账单等认定，邹云的月薪为2.5万元。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，邹云还涉及学历造假。“入职登记表上写自己毕业于北京某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，但其提交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上都显示，其专业是心理学。”邹云27万元的赔偿诉求被法院驳回。  

　　“劳动争议诉讼中，当事人不诚信的现象颇为常见，企业和劳动者都可能成为不诚信主体。”该案主审法官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姚岚说，法庭上虚假陈述、伪造证据、“无中生有”“颠倒黑白”……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，也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。

　　工人竟同时在两个工地“出勤”

　　有的劳动者是法院的“常客”，每次诉讼索赔数额不大，但多次求职，多次辞职，多次诉讼，以此“牟利”。

　　法官告诉记者，有劳动者“从入职一直到离职，就各种录音、照相取证。这太反常了，正常劳动者不会这样。”

　　也有的劳动者因举证能力有限，伪造证据。

　　2017年1月，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批共32起的追索劳动报酬系列案件。

　　32份起诉状上列明的被告为杭州某建筑劳务公司，原告均称自己是受该公司派遣的工人，在鄞州某建筑工地进行施工，直至项目结束该公司拖欠了各工人工资几万元至二十几万元不等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人工资合计160万余元。各原告的诉请除了金额差异外，诉状内容均相似。

　　不过，在审理过程中，法官发现了疑点：起诉状均非工人本人签名，其提供的考勤表、工资单并非原始材料，系班组长徐某事后补写。更加蹊跷的是，在同一时段，有部分工人在相距几公里的两处工地竟然都出现了考勤记录。

　　事后，法院经审理查明，班组长徐某指使他人伪造多名工人的考勤表、工资单，捏造上述工人工资未结清的事实，后使用相关伪证先申请劳动仲裁，又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最后，徐某因构成虚假诉讼罪，被判有期徒刑一年。

　　还有的劳动者制造大量“循环诉讼”。

　　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，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的，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停工期间的劳动报酬。

　　“利用这一规定，有的劳动者离职后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原用人单位索要一次工资报酬。”姚岚说，“还有的劳动者突然起诉原用人单位，主张劳动关系存续，索要停工期间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。结果一查发现，劳动者已经入职新的单位了。”

　　花15元诉讼费，至少能拖两三年

　　不诚信行为并非仅出现在某些劳动者，一些用人单位也试图以此规避责任。

　　在审判实践中发现，有的用人单位设立关联公司，甚至使用同一办公场地，让劳动者与多家公司轮流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。一旦与劳动者发生纠纷，便推出没有实际清偿能力的空壳公司应诉。

　　去年5月朝阳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子，涉及一名劳动者和4家公司主体。

　　刘涵(化名)与北京智某体育产业公司发生劳动纠纷，最后法院追加了其他3家公司作为共同被告。几家公司名称中均有“智某”。

　　刘涵说，自己先是与浙江智某车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又应公司要求在合同到期后，与北京智某体育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。“这期间，我的工作场所、工作内容、工资待遇均未发生变化。”

　　法院查明，这4家“智某”公司，其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，最后认定几家公司为关联公司。

　　“一些单位混淆用工主体，往往让劳动者维权时‘蒙圈’，陷入不知道该告谁的尴尬。”姚岚说。

　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进行过劳动争议诉讼诚信缺失现象分析。民三庭庭长刘东民称，“劳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严重失衡，用人单位存在明显的诉讼优势。一方面因为掌握着充分的管理资料可进行充分举证，另一方面又可从事一些妨碍法院正常审理的活动。”